日常禮俗中的幾種畫樣(2)

　　迎祥年畫中常見的一個題材是“和合二仙”，全國各地木版年畫都有此一圖像。就在西南白族、彝族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也有“和合二圣”之圖。形象大都仿佛，畫兩個蓬頭散發(fā)之童子，身著繡衣，或赤足，或芒履，一捧彩盒，一持荷花，蓋借用途也廣。如杭州商店鋪家開市之日，懸“和合二仙”紙馬于招牌上，謂“青龍馬”，又叫“青龍吉慶”。象征財源不斷之意。又新婚人家亦懸掛“和合”之圖。此俗乃從《周禮？地官媒氏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易林》：“使媒求婦，和合二姓”之說而來。此外，江南新婿回女方家中，如夫婦同拜堂上所懸“和合二仙”之年畫，表明將夜宿于女方家中，否則不拜。北方工商業(yè)堂上多懸“天官賜?！被颉瓣戧悘V聚”(和合二仙像和聚寶盆)，“陸陳”座為“陸沈”，《莊子？則陽》有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陸陳廣聚”，當為隱于市肆，廣聚財貨者之義。關于“和合二仙”的衍變，據(jù)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云：“宋時杭城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緣衣，左手擎鼓，右手執(zhí)棒，云和合之神。祀之，人在萬里外可使回家，故曰萬回?！碑敃r和合之神只一人。明人雜劇《鬧門神》提到了和合諸神，但不知是否“二仙”。據(jù)翟灝《通俗篇》謂：“國朝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封天臺寒山大士為和圣，拾得大士為合圣。”故和合二仙又稱“和合二圣”。年畫中的和合為取合好之意，更添畫荷花與圓盒，當起源于清代。?四 年畫內(nèi)容與民俗研究

　　除了上述有關民俗活動中出現(xiàn)的一些畫樣外，年畫反映的民俗風情和各個地方的慶典活動，那就更是多不勝舉。有些作品在反映社會變革或人們衣食住行等活動中，有意無意地表現(xiàn)出了時代風尚社會風俗，給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貴的形象資料。蘇州清初印制的一些年畫中的婦女裝束，大都是發(fā)型仍是明代，而服裝則是寬袖斜襟，下系素裙；清末的婦女，則是旗袍長褲，腰露花巾。有的則戴暖帽，系圍巾，足登高跟鞋，或挾書包，或擎布傘，摩登入時。這類年畫，無疑是研究服裝變化的真實可靠的資料。又如楊柳青畫中在反映結(jié)婚場面的，畫古代婚禮都是堂上供一“天地龍車”或“和合二仙”之圖，案上放弓箭糧斗，瓶爐花果等物，新娘則蒙頭遮面，新郎是著新官衣，二人手牽一紅彩巾，表示同拜華堂，這于傳說中的周公破桃花女的故事相關。另一幅戴廉增畫店印的《文明娶新》圖，畫新郎頭戴大沿帽，身穿銅鈕軍人服，騎一高頭駿馬在前；新娘坐在一四輪洋馬車內(nèi)，身著時裝，面露笑容在乘車前往婆家。上題：“改良維新去娶親，香車彩轎對迎門；從今文明成婚禮，富貴榮華滿門庭?！苯瓿霭娴男履戤嬛?，還有集體結(jié)婚題材者，民間年畫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婚姻習俗。再如反映兒童教育題材的年畫，有《頑童鬧學》，畫一群學齡兒童在一書房里乘塾師午睡之時，玩耍起來，有的在臉上用墨畫眼鏡，胡須裝教書先生，有的蒙住眼睛在作“捉迷藏”游戲……。圖上題：“家有兩石糧，不作孩子王……”等字句。反映了舊社會塾學里教育兒童的情景和教師困苦之生活。晚清楊柳青年畫作坊印的幾幅反映維新變法運動時，提供新學的圖中，有《京師女子學堂》、《女學堂演武》、《兒童體操圖》等等，景物一改過去家塾那種書房環(huán)境，而是當時新式學校的規(guī)模。女學生們頭戴平頂涼帽，穿短袍長褲，有的拍皮球，有的吹洋號和舉槍練武等等，反映了當時的新風俗，新時尚。辛亥革命后刻印的一幅《美術教育圖》，畫兒童們在電燈下手扶畫板學習西畫，另有三個女學生坐于西式窗牖下讀書。圖上題句反映了當時社會教育在改良和對美術的重視?！皥D畫與文字為發(fā)表思想之具，人間不可少之事也。而圖畫因其優(yōu)美能喚起兒童之興味；文字因其結(jié)構能養(yǎng)成兒童之致密心，學校以之列入科目有由來也。為父母者茍能于兒童游戲之時，常以此誘之，以養(yǎng)成兒童之性格，功效不少。從這類反映教育題材的年畫中，得見我國近百年來教育制度的衍變，也是與社會變革和受西俗影響(男女平等風氣開放)等等，而改變舊俗的側(cè)面反映。

　　在臺灣的民俗活動中，有3月11日祭“保生大帝”慶典。臺南學甲鎮(zhèn)慈濟宮還存有一塊《保生大帝》木刻神像版，圖中刻保生大帝捧圭端坐于虎皮椅上，旁有仙童道官立待。下刻坐騎獅虎象鹿麟鳳龍鶴等仙禽異獸之神將天仙等三十四尊，繪刻生動精麗。慈濟宮與關帝廟、觀音庵各地皆有不同，除臺灣外，僅有福建閩南九江口龍池巖的慈濟宮為祖廟。保生大帝神像刻印的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鎮(zhèn)的吳本。吳生于宋朝，曾作御醫(yī)為人廉潔懸壺濟世，救活眾生，逝世后，鄉(xiāng)民建廟奉祀(見《臺灣府志》)。泉州的慈濟宮建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朝末年，鄭成功領兵收復臺灣，隨軍而來的福建白礁鄉(xiāng)的將士，于農(nóng)歷三月十一日在學甲登陸，從此便在此落戶，開墾荒地，建房筑屋，生活安定下來且日漸繁榮。每年的這天，全省的外地人組成進香團，人們抬著神輿及民間陣頭(過會)藝閣、繞行學甲全鎮(zhèn)，面向大陸白礁鄉(xiāng)慈濟宮遙拜，祈求風調(diào)雨順，子孫平安。這幅《保生大帝》祖像之版，每隔四十年盛大廟會期才印一次，供善男信女請去供奉。這幅神像版幸存于臺灣，未被劈毀，它不止維系著兩岸人民的鄉(xiāng)土感情和民俗的一致，同時在每年祭拜治病濟人的保生大帝的民俗活動中，也紀念了祖國領土臺灣的光復。?五 國內(nèi)外收集年畫概觀

　　我國的民間年畫和民俗研究起步較晚，當然與過去昏聵的清朝統(tǒng)治者、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侵略，和人們對年畫與民俗的輕視有關，故近百年關于這方面的資料(文獻與實物)散失甚多，收集者屈指可數(shù)。與此相反，早在鴉片戰(zhàn)爭前(公元1800年)應有英國人收集中國年畫了，并出版了一本《Custom of China》(《中國風俗畫集》)。清末法國人愛德華?夏凡納(或譯為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俄羅斯人阿列可塞耶夫(B?M?Alekseev)于光緒33年(公元1907年)來華，在我國北京、天津、河南、上海、廣東等地收集了大量年畫，引起了國內(nèi)人士注意。上海開埠后，徐家匯土山灣天主教學傳教士，為研究中國民間風俗和信仰思想，曾令各地教學收集中國年畫及神像等民間藝術。嗣后法車人亨利?道爾(Henri?Dore)編印出版了一本《中國迷信之研究》。來華收集筆收藏中國年畫的還有德國衛(wèi)禮賢(Richard?wilhelm)、波蘭的夏白龍(Witold?Jablonski)、法國杜伯秋(J?P?Dubose)、日本的澤村幸夫、岡田伊三郎以及西村春吉、中山善次、通口弘等人，都有收藏。國外收藏中國清代年畫最多的，莫過于蘇聯(lián)了，筆者近年應邀曾去列寧格勒、莫斯科等地作民間美術作品鑒定工作，得見民族學(民俗)、宗教、美術及阿爾米塔什等博物館、和東方藝術館中所藏的中國民間年畫(神像、木刻)等近五千件，其中以東方藝術博物館收藏品最精美，民族學和宗教博物館收藏的風俗題材最多。東方藝術博物館的藏品還于近期舉辦了一次“中國民間年畫展覽會”，展品中有關民俗的，有《新年初二接財神》、《五世同堂慶賀新年》、《莊稼忙》、《端陽喜慶》、《時興京秧歌》、《孟母三遷》、《老鼠娶媳婦大拜華堂》以及《魁星點斗》、《灶君》、《馬王之位》等等，都是民俗研究的珍貴資料。外國宗教傳教士和民族學家、美術家、貓奇者等等，不僅大量收集中國木版年畫，還編印成書，復制成圖，有的作為研究成果，有的則是作為文化侵略，宣傳中國人民愚昧落后，甚至把它用來麻醉中國人民，作侵華戰(zhàn)爭之宣傳物，1937年日本發(fā)動全面對華侵略戰(zhàn)爭，天津、北京陷落。當時日本軍中之“宣撫隊”到處印貼《鐘馗斬鬼圖》，上有“赤魔不死，大戰(zhàn)不止”字樣。據(jù)統(tǒng)計，國外出版的中國年畫和民俗的圖書，有《中國美術中祈愿之表現(xiàn)》(法?沙畹，1922年巴黎保薩書店出版)、《插圖亞洲神話(中國近代之神話)》(法?馬伯樂，1928年巴黎法蘭西書店出版)、《中國財神》(1928年倫敦出版)、《支那民俗志》(日?永尾龍造，1930年東京支那民俗刊行會出版)、《中國神話詞典》(英?文納，1932年上海別發(fā)書店印行)、《滿洲的民藝》(本山桂川，1943年東京昭和書店出版)、《支那民間之神》(日?澤村幸夫，1941年象山閣排印)、《中國農(nóng)民之信仰》(美國?戴 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別發(fā)書店印行)。以上所列都是與我國民俗研究有關外文圖書。其它如北京法文圖書館曾于1927年出版了一部《中國戲談》，是研究中國京劇的圖書，書后附有天津楊柳青戴廉增年畫店印制的戲出年畫五幅，如“天河配”、“群英會”、“下河東”、“小放?！薄ⅰ鞍偃f齋”等。日本美術研究所于1932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畫圖錄》內(nèi)容大部分都是蘇州早期的年畫。還有日本早期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別卷)里，也有大量中國年畫。這類圖書大多只是從美術角度作為研究資料，不談民俗。

　　我國對民間年畫價值的重視，始于1898年清末“戊戌變法”之后，當時提倡辦學堂，練兵圖強、改革陋習等宣傳，影響到北京之外的天津楊柳青年畫作坊。歷史較長資金雄厚的齊健隆和戴廉增畫店，都先后出版了一些類如《女子自強》、《兒童體操圖》、《戒吃鴉片》等新題材、新內(nèi)容的所謂“改良年畫”。齊健隆畫店的業(yè)主因在國外留學，注意了資料保存，畫版整理；戴廉增畫店也將過去出版的年畫目錄，謄錄成冊，俾便管理。這樣就為我國民間年畫藝術留下了一大批實物資料，使新中國成立后編印《楊柳青年畫》、《紅樓夢年畫》等書，有了豐富的資料，也為藝術博物館提供了珍貴展品。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學風俗調(diào)查會開始專題收集和調(diào)查有關民俗方面的實物，如1924年1月，為配合農(nóng)歷過年，曾征集過各地的新年民俗物品，共得神紙、年畫等286件。1936年在杭州舉辦“民間圖畫展覽會”，據(jù)鐘敬文先生告知當時收到浙江的印制品3000件，多半是紙馬。魯迅先生早已注意收集花紙(年畫，后有鄭振鐸、晏子匡、張光宇等先生也都有收藏。北方有于鶴年、王振清收藏較豐，前者收紙馬2000余件，后者以楊柳青年畫粉本為多。1949年以后，民間美術(年畫、剪紙等等)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門的重視，為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藝術和推動民族民間美術的發(fā)展，出版部門先后印行了《華東民間年畫》(1955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楊柳青木刻年畫選集》(1957年古典藝術出版社出版)、《楊柳青年畫資料集》(195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桃花塢木版年畫》(1961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晉南木版年畫資料》(1978年山西臨沂地區(qū)文聯(lián)出版)、《楊柳青墨線年畫》(198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美術全集》(民間年畫卷，1985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古版年畫選》(198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最近還有《中國年畫史圖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年畫百圖》、《蘇聯(lián)收藏中國年畫珍本集》、(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等，都是以清代繪刻的年畫為主要內(nèi)容。在國外也出版了大量中國年畫集。如1966年德國德累斯頓版的《中國版畫》、1966年蘇聯(lián)莫斯科出版的《中國民間繪畫》、1973年日本奈良市出版的《大和文化蘇州版畫特輯》、1978年法國巴黎出版的《中國戲曲年畫》、還有近年曾幼荷編著的《美國人收藏的中國民間美術》、奧地利維也納出版的《中國年畫》等等。

　　民間年畫是祖國的文化遺產(chǎn)，也是中國美術發(fā)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由于過去人們只重名人字畫，史書不載，至今文獻資料闕如。早在辛亥革命前愛國人士彭羿仲就已看到民間年畫的價值及其社會之作用。彭在光緒28年(公元1902年)曾辦《啟蒙畫報》，報中附圖采用了楊柳青刻印的年畫，如第3期中的《小兒怒》一圖，就是選自齊健隆畫店印刻者。此圖借小兒想上學堂念新書，但鄉(xiāng)神守舊，頑固不辦，小兒怒斥鄉(xiāng)紳。圖上題字最后說：“中國百姓外國欺，欺來欺去要分離；那時鄉(xiāng)紳作不成，鄉(xiāng)紳為何不動心？”還有《一心情愿》等這樣的作品，至今猶有現(xiàn)實意義。彭羿仲在1904年創(chuàng)辦的《京話日報》上，還不斷發(fā)表社論，提倡改革舊俗，進行反帝侵略的宣傳，并用白話文普及到下層勞動大眾。因提到改良舊年畫，以作為文化教育輔助。后來引起了天津巡按使教育司注意，曾用年畫作改變?nèi)藗兣f思想的宣傳工具，出版了《破除迷信》、《雞能司晨》、《團結(jié)御侮》之類的“改良年畫”。但因內(nèi)戰(zhàn)連年不止，人民經(jīng)濟生活無法維持，加上帝國主義者掠奪，中國民間年畫的改革未能繼續(xù)。當時“逆旅過客”著《都市叢談》中說道：“每年一到冬臘之間，即有一般鄉(xiāng)下人到京來賣年畫兒，雖是印版涂色，頗為兒童所歡迎，雖不能登大雅之堂，普通人家認為必需。所畫無非是過年的鄉(xiāng)景，以及各種公案戲出兒；不是肥豬拱門，就是財星當戶，其次就是猴兒搶草帽，再不然就是耗子成家。當《京話日報》出版時，彭羿仲曾經(jīng)提倡過一次，以為可以輔助教育，欲令其隨時加以改良，無如越改越糟，反倒弄成不倫不類。畫女學生都是小腳兒，戴美國式的帽子，又搭拉著汗巾；門前扎著彩牌樓，人物可又穿靴帽袍套。過年永遠是家主做飯。既然不知改良，可是外國人卻看出是有利可圖。無奈外國紙容易變色，貼不了幾天立刻就黃，且畫片上印的風景舊俗，又多與中國人的眼光相背。話雖如此，而購者亦頗不乏人。若再死守舊轍，是無形中又放棄一種權利?！蔽淖蛛m然不多，卻反映了清末民初年畫里的一些民俗內(nèi)容，和彭羿仲倡導改良下的年畫之形式，同時也提出了外國人正利用人民大眾喜愛的這一年畫形式，將這類畫大量動進中國，獲利賺錢，舉一反三，不可不加警惕。

　　民間年畫除去它的本身藝術價值外，內(nèi)容所反映的民俗風情，人民衣食住行之衍變，以及其普及文化知識，諷諭勸戒和愛國教育(如《天津北倉義和團大戰(zhàn)洋兵》圖)等等亦足資今日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參考。民間年畫是一座寶山，希望美術工作者和民俗研究工作者共同來努力開掘。